一位是世界经济的敏锐观察家，一位是中国经济的深入研究者。他们如何判断当下的中国经济形势和未来的经济政策？他们又会为南京经济开出怎样的药方？

上周五南京市政府邀请高盛集团亚太区主席胡祖六、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就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扩大内需政策以及南京应对之道等问题做专题报告。全市各部委办局和主要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悉数参加。这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市最大规模的一次针对领导干部的专题报告。在报告会后，两位经济学家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危机下的中国本轮经济增长周期结束

2002年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期间，沈坤荣吃惊地在华尔街上遇到了许多南大数学系的同学。他们都在从事同样的工作——设计复杂的金融衍生品。

专业数学人才设计出来的产品，消费者能够明白吗？在根本弄不明白的情况下，他们又为什么会买呢？一丝不安掠过沈坤荣的心头。

而现在，泛滥的金融衍生品果然演变为一场全球金融风暴，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也与世界经济共震下行。面对危机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冲击，两位专家不约而同地表示担忧。

全球将损失1.4万亿美元

记者：我们注意到，目前在欧美国家，世界金融危机已经开始冲击实体经济，那么危机对世界和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到底会有多大？

胡祖六：这是我一生中面临的世界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金融巨头花旗、美林等等都在蒙受巨大的损失，全球的股市都在下跌，对实体经济正在发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高盛一直是悲观派，本月月中我们最新的分析是，危机已经造成了世界经济8000亿美元的损失，我们预测危机会给世界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将达到1.4万亿美元。无独有偶，本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经济损失的数字是9450亿美元。

沈坤荣：中国GDP连续5季度增速放缓，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等沿海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出现下滑，这是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的信号。

具体来说，首先是心理冲击，中国资本市场的信任危机导至形成流动性紧缩，从而使大量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链吃紧面临困难。

其次是对中国外贸出口企业的影响。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出口增速比去年同期减缓4.8个百分点。

第三是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冲击，为了应对总部危机，大量海外投资者抛售中国资本，对中国外汇市场产生压力，因此人民币在未来几个月或1年内会出现贬值。

最后是对股市和楼市的影响。比如摩根士坦利已经决定不再投资上海金融中心，并抛售在浦东的284套住房。

不过我还认为，股市过度不恰当调控和《新劳动法》在不恰当的时期推行，也是造成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虽然《新劳动法》是一个进步，但是在中国经济尚不能摆脱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的现阶段，对经济负面影响非常大。

对实体经济影响可能加大

记者：你们认为中国明年主要的经济指标将会是怎样的？

沈坤荣：可以肯定的是，从2003年开始的本轮经济增长已经结束。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大，明年能保持8％就很不错了。

胡祖六：原材料价格的高涨一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随着危机而来的是，原油、天然气、大豆、铁矿石等等基础原材料的价格大幅回落，缓解了通胀的风险，我们预计2008年中国的CPI增幅在4%左右，到2009年这一数值平均大约在1.5%。

但另一方面，尽管受到危机冲击，中国、印度这些新兴的经济体，石油需求依然会越来越旺盛。因此油价最终依然会上涨，CPI增幅也会随之回升。

■中国决策别简单防守，要积极进攻

回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1997年，刚刚成功实现“软着陆”的中国经济，遭遇亚洲金融风暴，出现下行趋势。

中国政府随即推出1000亿特别贷款和1000亿国债的扩大内需计划，稳定住了GDP的增长，并迎来了一轮发展的黄金时期。那么在这次危机中，中国的经济政策又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中国将迎新一轮发展高潮

记者：从年初的“双防”，到年中的“一保一控”，再到目前的“保增长”。今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转变如此之大，如何评价一年来的转变，这是否意味着年初决策失误呢？

沈坤荣：这不是失误，而是中国在危机影响加剧的情况下不断调整政策适应形势。这就如同1996年通过抑制通胀中国成功实现“软着陆”，但随后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宏观政策不得不转向扩大内需确保增长一样。历史是如此相似。

记者：那么这次扩大内需与1998年的政策有什么不同？会不会带来新一轮通胀？

沈坤荣：1998年扩大内需主要是投资基础建设，但这次除了基础建设，还突出民生和环保工程，强调增加农民收入刺激消费。同时要求扩大内需和产业调整升级相结合。这些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我认为一旦中国经济成功稳住8％的增长，必将会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

这轮扩大内需是和产业调整以及扩大个人消费同时进行的，国内货币需求量将上一个台阶，所以未来通胀压力不会很大。

前所未有的战略收购机会

记者：除了扩大内需中国还要做什么？

胡祖六：10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国通过扩大内需顶住了。但如今，全球经济25%的贡献来自于中国，中国的实力与开放度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中国应对这场危机，最佳策略，不是简单的防守，而是要有更积极的进攻姿态，面向世界做财务投资、战略收购，进一步壮大中国金融实力，提升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和地位。

我注意到，近几年，国内的储备大于投资，国际收支长期处于盈余状态，具备了实现资本输出的优势。而在国外，各行业正处于流动性干枯，信心脆弱的时期，一些具有产业核心竞争力的蓝筹公司的股票跌到了底谷，这是前所未有的战略收购的机会。这种收购不是去“抄底”和“撞大运”，而是要以此为起点建立长期投资海外的国家政策。

■南京机会危机中，南京该怎么办？

沈坤荣认为，苏州和东莞的经验教训值得南京借鉴，也就是发展服务业的同时，传统制造产业和支柱产业不能丢，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应当继续加强。胡祖六则认为，经济危机让大量服务外包产业流入中国，南京应当抓住这个机遇打造中国的班加罗尔。

服务外包有了更大空间

记者：和全国经济走势一样，今年南京经济也出现放缓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应当如何应对？

沈坤荣：目前包括南京在内的沿海发达地区城市无一例外都在搞产业升级转型，大力发展服务业。但应当认识到，产业转型是长期的过程，转型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制造业和传统产业。事实上，大量廉价劳动力依然是支撑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动力和优势。

我注意到东莞高调提出了腾笼换凤的转型思路，但在危机冲击下，凤还没来，笼子中的麻雀已经飞走了，经济出现了下滑。而另一个城市苏州，虽然也在提发展服务业，但始终没有放松对制造业的投入和服务，结果在这轮危机中，经济并未出现大规模下滑。

因此我们南京尤其是郊县经济必须紧紧抓住制造业不放松，电子、重化工等传统支柱产业不但不能丢，还应当加大发展力度。这对南京保增长至关重要。

胡祖六：在危机发生之后，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服务外包产业有了更大的空间，更多的外包业务开始向中国转移。服务外包是最近10年来产业发展的新机遇，印度因为有一批在美国的IT人才，所以其班加罗尔的国际外包产业先行发展起来，中国的很多城市跟班加罗尔相比，在发展条件上还要更好一些，人力资源丰富、人才储备充足、基础设施先进的南京就是发展国际服务外包的优势城市。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际产业通过外包的形式加速向中国转移，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加快，南京能不能抓住这一轮发展的机遇，关键是看政府和相关方面的信心和决心，在怎样人尽其才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要下功夫，基础优越的南京发展就有可能超过班加罗尔。

发展重点企业，扶持中小企业

记者：那么南京现有的哪些产业依然不能放松发展？

沈坤荣：我认为，南京传统的重化工、军工、电力设备、能源、通讯电子、轨道交通等产业依然要加强，一些重点企业，应当邀请国际金融机构帮助他们尽快重组上市；要利用现阶段原材料大幅下降和银行加大放贷力度，大力发展这些领域中的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要利用国际经济危机，大力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人才团队，加快产业提档升级。

此外南京要突破民族企业思维，强化本土企业意识，只要落户南京，不管国资、民资还是外资，都是自己的企业，要服务他们，扶持他们。

南京应主抓四个重点

记者：这次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扩大内需的重点，南京在这方面是否有机遇？

沈坤荣：这轮基础设施建设对南京太重要了，可以说是为南京新一轮发展搭建平台。我认为南京应当主抓四个方面：加快过江交通建设、加快一城三区各组团之间的快速化通道和轨道建设、加快大校场机场搬迁、加快南京都市圈各城市和南京之间的快速化通道和轨道建设。

国家虽然出台4万亿的计划，但是中国幅员辽阔，你不争取就很难拿到资源。所以现在南京要全面行动起来，动用一切资源去向国家争取项目，出手要快，出拳要狠。

“这是南京的好机会”

记者：最后能否请两位再总结一下南京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的机遇和出路？

沈坤荣：虽然金融危机百年一遇，但带来的发展机遇却是千载难逢。30年来中国经济运行告诉我们，我国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企业和企业之间又将进行一场大博弈。南京在这场博弈中胜出，也就赢得了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博弈。

胡祖六：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而言是生动一课，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开放。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处于最有利的位置上，南京这样的沿海发达城市又是最前沿，对走出去融入世界不应该有任何犹豫，走出去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果实，这是南京的好机会。